仔细想来，我的行走与记述，大多都文字的阅读有关。夏天专程绕道李庄的行走，简略而粗疏。在瓦屋山清凉静谧的农家小院，一口气读完李庄镇口购得的几册书籍，很有写上一些文字的躁动，竟然数月一直未敢动笔。最近几日，再次翻读文化学者岳南所著《那时的先生》，夏日走过李庄古朴安静的祠堂、会馆、街巷、院落之间的闲散脚步，让我与上个世纪那个艰危年代一段文化历史的距离如此之近。

从宜宾城区，过长江大桥，往南溪县城不到二十公里，古镇李庄就安静座落长江边上。盛夏八月酷暑的高温，江边水汽带来的溽热，这个季节来李庄的人并不多。少却热门景区的拥挤喧嚣，让我在李庄的行走多出一种随意和闲适。

在川江航运繁盛的历史上，李庄不过只是长江上游一个重要的水路码头。七十多年前，却因同济大学和国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所和中博院以及中国营造学社等高校和学术机构南渡西迁，分批陆续辗转迁往李庄，诸多大师在艰危困厄岁月里长达六年的坚守，让这个被傅斯年称为“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写就了中国文化史上最为传奇和骄傲的笔墨。

镇口的东岳庙，同济大学工学院旧址。进门照壁上，“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十六个大字，拙朴遒劲，十分醒目。这是当年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等机构数次搬迁却仍被日机轰炸仍难到栖身之地时，以李庄乡贤张官周、罗南陔为代表的李庄人向同济大学发出的十六字电文。

外地入侵，国难当头，很多地方已经拥挤不堪，自顾不暇，李庄只有十六个字的电文，却掷地有声、巨力千钧，大写出这个长江边地小镇有见识的乡贤士绅与淳朴乡民的大义胸襟和民族情怀。

从一九四零年开始到一九四六年的时间里，这座不过三千余人的码头小镇，节衣缩食，让同济大学、金陵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等一万多文化学人及高校师生在这里有了安身立命之所。李庄，用宽阔胸怀为他们铺就了一张张简单朴素却又不失温情的书案。

同济工学院旧址旁边，就是如今的李庄中学。据说，同济大学每年都要选派大学生来这里支教，李庄中学的毕业生，在同等条件下，好像都还享有同济大学的优先录取权。我在猜想，同济数十年不变的支教传统，或有可能是对当年受战争摧残难以为继的同济学府在李庄得以庚续延绵的一种铭刻与纪念，抑或更是一种感恩与回报。

古镇李庄以及数千民众，因为这段敢为民族文脉薪火传承担当的特殊勇气和海量胸怀，堪称川人风骨。而同样堪称风骨的，更是李庄那个岁月以宽阔胸怀所接纳的诸多先生们。

古镇旅游大道左侧的李庄上坝月亮田，是中国营造学社旧址，也是梁思成、林徽因在李庄工作生活的旧居。中国营造学社于1940年冬迁李庄后，因战争关系，庚款来源断绝。李庄六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贫病交加，脊椎病重的梁思成体重只有不到五十公斤，染结核只能卧于帆布行军床林徽因，艰难时两个孩子冬天甚至只有草鞋、光脚。美国的一些大学和博物馆都写信来邀请梁思成到美国去访问讲学，费正清夫妇和一些美国朋友也力劝他们离开李庄，到美国去工作并治病，但梁思成却郑重地表示：“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也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尽管身体严重透支，梁思成和林徽因每天仍在月亮田简陋的房子里坚持工作，用四年的呕心沥血，整理完成中国建筑学的扛鼎之作《中国建筑史》和《图像中国建筑史》。

弦歌不缀，穷且弥坚。那时的李庄，似乎都是如梁思成和林徽因一般的乐道不忧贫者。被战争与疾病夺去两位女儿，但仍没有耽下手中的殷墟考古整理与研究的考古大师李济；在李庄点菜油灯，只能利用下雪天的光线和太阳光在显微镜下做实验的生物学家童第周；在李庄板栗坳戏台子孜孜整理一屋子甲骨，写出享有世界性声誉《殷历谱》的董作宾；奔走一线调查完成民族学奠基之作《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的民族学者凌纯声、芮逸夫等——

时穷节乃现。李庄六年，环境清苦，且时常面对贫病、匪患甚至死亡威胁的这群先生，却从未放弃自己本分的责任。中国近现代史上如雷贯耳的大家，如文化学者傅斯年、李济、金岳霖、游寿，如建筑学泰斗梁思成、才女林徽因以及社会学家陶孟和、生物学家童第周、民族学者凌纯声、芮逸夫等，仍然保持着视学术为生命的高贵与斯文，在这个小小边镇的宫观庙宇、会馆祠堂、民家小院以及附近的板栗坳深处静虚的边远环境里，为薪火相传安守平静坚韧、艰苦卓绝的学术热情，“以挣扎度此伟大的时代”。

“国难不废研求，六载清苦成巨制；室陋也蕴才情，百年佳话系大师。”这是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林徽因旧居门楣上的一副对联，或许可谓那些年的那些先生们在李庄六年笃求学术最好的注脚与诠释。

不离故国，苦心孤诣，历困厄而弥新，李庄当年先生们那种文化的自信、学者的底气堪称绝响。李庄，这个自然地理意义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川南小镇也因此凸显为现代学术史上一个能与与成都、重庆和昆明齐名的全国四大抗战文化的人文学术重镇。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英国剑桥中国科技史学者李约瑟、美国注明中国史学者费正清都先后到中国李庄。据说寄往李庄的邮件只需写上“中国李庄”就可准确递达这里；解放后，从这里走出去成为“两院院士”的就有35人，以上二者应该即是李庄当年在全国、在世界享有声誉最好的佐证。或许正如岳南先生《那时的先生》书中所述，“一九四零至一九四六，中国文化的根在李庄。”

斑驳的青石阶梯，古色的深宅老屋，隐隐透出古镇中央张家祠大院曾经当年的兴盛。曾作为当年价值无估的中央博物院诸多文物存放地，如今已是中国李庄抗战文化陈列馆。陈列馆门口“中国文化的折射点，民族精神的涵养地”的对联，陈列馆里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实物，印证着李庄为民族抗战的倾力付出。

李庄诸多先生的言传身教，让在李庄求学的弟子们同样胸怀理想主义情怀和风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日寇入侵，民族受辱，同济600多名青年学生报名，300多名学生入伍，人数之多成为当时全国高校之最，不禁让人感之慨之。

长沟流月去无声。李庄外的长江，静水深流，似乎在仍在向后人记录和讲述虽时局艰危但仍不离故土的先生们当年的那种坚忍与坚守以及责任与担当。行走李庄，回望七十多年前诸多先生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留存的文脉及傲然风骨，只有景仰。

文清  

2018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