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八年（1085）四月，神宗逝，10岁的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复起一批旧臣，为首的是司马光与吕公著，苏轼也在其中。北宋奇人多，别看是朝廷官员，其实许多人都特色鲜明。就如司马光，他6岁时怒砸水缸，救下同伴，显示出异于常人的果敢。熙宁年间，他与王安石斗得你死我活，一怒之下返回洛阳独乐园，埋头写他的《资政通鉴》。这一去就是15年，期间他绝口不问国事，倒为我们留下了不朽的史学名著。

　　有时候隐得越久，名声反而越大，当然这也和时势有关。神宗期间，全国百姓被新法搅得苦不堪言，人们无比怀念变法前那些平静的日子。当初痛斥新法的司马光，在百姓心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如今神宗走了，老百姓急盼着司马光出山，挽回局势。司马光成了人们的精神依托，所有的期盼都放在他身上，俨然如同“救星”一般。

　　同年夏天，司马光回京了。那一天，汴京城里比过节还热闹，全城百姓倾巢出动，争睹司马光的风采。从城门到朝廷，道路全被堵死，连着那屋檐上，老树的枝干上都爬满了人群。人们欢呼雀跃，喜极而泣，那场面，怕是如今所有的明星偶像凑一块儿也达不到。时年66岁的司马光，尚有如此巨大的感召力，实在令人叹服。据说他例行去拜谒当朝宰相，百姓们不管不顾，竟爬到相府对面人家的屋顶上去。相府的卫士觉着不舒服，要赶，百姓却说：“我们又不看你家相公，只为看司马相公而已。”只苦了那相府对面的人家，得赔上许多银子去修缮被压坏的屋顶。

　　独居金陵的王安石得到消息，淡淡地说了一句：“司马十二做相矣。”他沉默一会儿，又往墙上大书“司马十二君子者也”，他的心情很复杂，甚至有些矛盾，但很贴切。司马光当然是正人君子，然而他主政后的政治理念也十分明确，便是要废尽熙宁新法，将王安石多年的心血付之一炬。

　　再来看苏轼。自离黄州之后，一年多里，苏轼过得很舒坦，把江南一带的大好河山游了个遍。扬州、泗州、常州，他充分利用赴任的时间，一路悠着走，一点也不着急。官帽如飞，一顶比一顶来得高，但他如“小儿迂延避学”，能躲就躲。他两上辞官的状子，求朝廷准他买田归隐，生活东坡仍在延续，平静而自在的日子最是难得。奈何朝廷此时急需贤才，苏轼这样的人是跑不掉的。元丰八年六月，朝廷复起苏轼为著作郎，过了没多久，又命苏轼知登州军州事，官七品。朋友贺喜，他回言：“一夫进退何所道。”真的是兴趣不大，只可惜了江南山水，还有在常州宜兴买的几十亩田地，诗意栖居的蓝图又成了泡影。

　　但说归说，到了具体的位置上苏轼仍然兢兢业业。这是古代大文人为官共通的优秀品质，不论怀着何种情绪，总会依着心里的道德准则行事。他在登州（今山东蓬莱）仅待了5天，就为当地办了两件大事，包括整治水军，恢复民间食盐的自由贸易，刺激生产，百姓们拍手称快。今日蓬莱有苏公祠，上有对联云：“五日登州府，千载苏公祠。”

　　新的任命又来了：升苏轼为主管祭祀、贡举的礼部郎中。在登州床还没捂热，一家人又得上路。元丰八年冬，苏轼抵京。刚进京城，数千百姓即刻围了上来，人们喜迎东坡不在话下，并对他说：“请苏学士转告司马相公，望他不要离开朝廷，好好保重，我们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同为抵制变法的风口人物，百姓们希望苏轼与司马光形成合力，然而这事儿终究是很难说。司马光的性格苏轼很了解，人们称他温公，但外表温和，内心却是刚直如铁。他与王安石有些相似，都是说一不二的铁腕人物。苏轼的脾气大家也是清楚的，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此番进京究竟如何？苏轼心里着实没底。

　　抵京不久，苏轼升起居舍人，负责记录皇帝的言行。官六品，是个很显赫的职位。三个月后，苏轼免试升为中书舍人，官四品，“被三品之服章”，兼翰林学士知制诰，负责起草诏令。短短四个多月，从七品小官跃升至四品高官，朝廷百官瞩目，而苏轼被搞得晕头转向。官升太快，难免遭人嫉恨，苏轼曾因此吃过大亏。他有些不安，上辞状称：“非才高、德重、雅望，不在此选。”但高太后不准，她是苏轼升官背后的主推手，新上任的两位大臣司马光、吕公著也共同举荐苏轼，一切在她看来是顺理成章的。高太后人称“女中尧舜”，她改年号为元祐，发起元祐更化，追慕仁宗朝嘉祐之治，苏轼自然是重要的一员。然而永远是世事难料，理想与现实的鸿沟，并非靠一颗虔心就能填补的。在纷乱的朝廷，命运如同狂风中的树叶，朝升暮坠。

　　元祐初年（1086），苏轼抵达他为官的最高点，更兼文坛领袖。自是富贵荣华，门庭若市，每日都热闹极了。然而这样的日子却不见得多享受，毕竟笼子再精贵，终究还是笼子，怎可与无边无际的大自然相比。苏轼写不出什么好诗词，倒是多了个饭后摸肚皮的动作。闲客附庸道：“先生满腹经文啊。”唯朝云笑说：“我看先生是一肚子不合时宜呢。”苏轼听后哈哈大笑……

　　司马光此时已身居宰相，他累死累活，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朝着贤人政治的方向努力。苏轼与他私交很好，一开始也合作愉快。有个插曲挺有意思。某日深夜，苏轼家里来了小偷。都说大官家里油水多，然而苏轼进钱快，散钱更快，他大多用来资助穷朋友了。偷儿摸了很久，却没甚钱财，墙上字画倒是能卖钱，奈何偷儿不认得。偷儿要开溜了，哪知苏轼已暗中盯他许久。门外下着大雨，苏轼对偷儿笑道：“墙边有伞，你拿了去吧。”偷儿吓坏了，拔腿就跑，一溜烟飞出了房檐。苏轼觉着有趣，第二天也和同僚们摆摆，然而几个官员面色凝重，憋了半天才笑出几声，大概是偷儿曾在他们家里得过手。

　　司马光听了，立刻拿此事大做文章，教导满朝官员要向苏轼学习，两袖清风，方能扶正社会的风气。熙宁年间，小人群起，官风败坏，道德沦丧，司马光极力想挽回。然而就如当年的王安石，司马光也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当指出这绝非公报私仇，而是司马光一贯坚持的政治理念。

　　我们说过苏轼是提倡渐变的，譬如病入膏肓之人，需先慢慢调理，不可一开始就灌猛药。司马光与王安石，两位铁腕宰相，两套极端的政策，苏轼一概反对，毫不让步。他与司马光的分歧逐渐公开化了。熙宁新法虽弊端甚多，但不乏一些成功的例子，比如保甲法、方田法。苏轼不同意尽废，理由是“法无新旧，以良为是。”宰相府里，司马光对在场的大臣们训话，偏苏轼要来插嘴。司马光很不高兴，丢下一句：“那你讲吧，我不讲。”调头回里屋去了。大臣们小声议论，苏轼自己被晾在那儿，憋了一肚子闷气，回家大喊：“司马牛！司马牛！”

　　安石牛，司马光也牛，苏轼被这两对牛角顶过来顶过去，很受伤。其实以他当时的条件，且不谈什么官场之术，单单把嘴闭上就能跻身宰相。然而中国古代大文人，哪一个不是心正性直，掏心窝子给众人看呢？苏轼如是，王安石、司马光也如是。司马光老了，进京之前就已抱病。他长时间劳累在案牍之上，终于顶不住了。元祐元年九月，拜相不到一年的司马光病逝。温公走前，写信给吕公著言：“光以身付医，以家事付子，唯国事未有所托，今以属公。”他是活活被累死的。而同年四月，王安石也逝于金陵，两人相隔仅五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