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苏轼与陈述古曾联手治理钱塘六井，解了百姓饮水之急，但这会儿六口井又给塞上了。探及原因，是以往用作水管的竹筒腐坏所致。苏轼重治六井，将竹筒改为瓦筒，再将瓦筒盛在石槽里，两边砌砖加固，从此“无坏之理”。仅仅一个多月，淡水通遍全城，百姓尚在欢呼，而苏轼又马不停蹄地开始谋划另一项更为浩大的工程，即疏浚西湖。

　　杭州之名，一半得归于西湖，而西湖之水也灌溉着杭州百姓。由于忽视疏浚工作，这些年来湖面上生出大量葑田，占去一半的面积。泥沙淤积，杂草横行，往日淡妆浓抹的“西子”，如今至于濒死。苏轼走在西湖岸边，伤心透了，杭州父老哭诉：“更二十年无西湖矣！”苏轼愤然说到：“使杭州而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他意已决，纵使天大的困难，也要救活西湖。

　　其实这事儿前几任太守也考虑过，但探了探底，大多知难而退，把烂摊子摆给后继者。越麻烦的事越怕拖，拖到后面基本就变成不可能的任务。亏得是苏轼，若换了他人接着撂挑子，杭州西湖的消失几成定局。当然还有三人须得提一下，两浙兵马都监刘季孙，调大量军工供苏轼差遣；杭州商税苏坚，协助规划水利工程；还有钱塘县尉许敦仁，他首先提出西湖可开。这三人都是苏轼的好帮手。

　　元祐五年（1090）四月，苏轼上《乞开杭州西湖状》。西湖之上，十万军民齐心开湖。官兵、百姓、和尚道士并着八方来援的志愿者们，不论工钱多少，干起活来分外给力。苏轼昼夜督工，官帽换成草帽，肚子饿了，就着工人的饭盅舀碗大锅饭，嚼得格外香。太守尚如此，官吏皆效仿，食不厌精的舌头伸向糙米饭，发现味道也不赖，劳动人民吃嘛嘛香。

　　端午节至，百姓杀猪送往工地。苏轼令人切成小块，再支几口大锅，用文火慢慢炖，“火候足时它自美”。想到了啥？其实就是苏轼在黄州发明的“东坡肉”。民工们吃得满嘴流油，大呼爽快，而今时今日，东坡肉在浙江一带极为盛行。

　　工程成效明显，不到四个月，铲除的葑田达到二十五万丈。西湖容颜渐复，但由此也生出另一个问题。苏轼盯着葑田许久，喃喃道：“今欲去葑田，葑田如云，将安所置之？”如此巨量的淤泥，放哪儿是个大问题。他挠挠脑袋，遥望环湖三十多里的湖堤，灵感袭上脑门，一幅绝美的画面浮了上来。 “妙！”苏轼一拍手，兴冲冲地去了，之后便有“西湖十景”之首、举世闻名的“苏公堤”。

　　取之于湖，用之于湖，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西湖从南到北，绕堤须走三十多里，极为不便。用这挖出来的葑田，于湖上增筑一条长堤，即方便行人，又多一道美景，实在是妙。干什么事都需要想象力的，像苏轼这样的美感大师，方能想出如此变废为宝的法子。西湖之上，自南向北一道长两千六百多米，宽十五米的大堤渐成。两旁植芙蓉与杨柳，用以巩固堤岸，再筑六桥连通各岸港埠。西湖通了，苏堤也成了，效果远远超出预期。杭州全城沸腾，百姓杀猪宰牛昼夜狂欢，歌妓群舞，欢唱《饮湖上初晴后雨》。54岁的坡翁乐得像个孩子，几杯酒下肚，诗性上头，提笔挥就：

　　六桥横接天汉上，北山始于南屏通。忽惊二十五万丈，老葑席卷苍烟空。

　　杭州有西湖，苏轼当头功。命名、疏浚、筑苏堤，地上天堂就此冠绝天下。南宋迁都杭州，改称临安，若非苏轼之力，很可能就没这事儿了。明朝大名士杨升庵盛赞：“宋修六塔河，二股河，费百十万钱谷，溺死数十万丁夫，迄无成功；如东坡杭湖、颍湖之役，不数月间而成不世之功，其政事之才，岂止什伯时流乎？”

　　苏堤之上，杭州百姓为苏轼立了生祠，逢年上香，为之祈福。十年后，臭名昭著的吕惠卿知杭州，硬是将那生祠毁于一旦。毁了祠堂，却毁不了民心。九百多年来，西湖早已闻名于世界，而今日杭州人民念着苏轼，仍会尊他一声“我们的老市长”。

　　苏轼是公认的治水高手。徐州抗洪，密州引泉，两入杭州治六井、开西湖。农业事关百姓生活，而水利则是农业的命脉。历朝历代，从大禹治水，到秦筑都江堰，再有隋唐开大运河等，农田水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苏轼精于此道，不是没理由的。古之大文人绝非空怀理想，干起具体的事情也毫不含糊，像白居易、王安石、苏轼、辛弃疾，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