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二年（1079）二月，苏轼抵湖州赴任。大约只过了4个月的时间，汴京城里的小人们就开始罗织一系列针对苏轼的罪名。就当时的整个朝廷而言，熙宁新法让所谓变法派与保守派两败俱伤。王安石二度罢相，彻底离开了汴京城。另一方面司马光独居洛阳，埋头写他的《资政通鉴》，绝口不提国事。

　　欧阳修又去世了，朝中“镇得住堂子”的人都不在了。君子为理想大义而生，小人为一己之私而活，从来都是这么个道理。自变法后仅五十来年的时间，北宋即灭，且不谈熙宁新法本身的对与错，一多半得归咎于这些小人。

　　在乌台诗案之前，先来看看一个名气挺大的小人。

　　沈括，字存中，浙江钱塘人，《梦溪笔谈》的作者，历史上继张衡之后赫赫有名的大科学家。他有一个聪明绝顶的脑袋，但没有一颗与之相符的良心。聪明本身与善良与否并无直接联系，像许多出了名的小人，都长着挺好使的脑袋，这是很基本但容易忽视的观念。

　　沈括早年家贫，空有一肚子才干而不得用，31岁才中进士，步入仕途后，便被那官袍与荣华迷了双眼，一心谋求“上位”。熙宁新法之初，他依附王安石，王安石虽器重他的才能，却看穿了他的人品，亲口对神宗说：“沈括壬（小）人，不可亲近。”反观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人虽斗争激烈，但安石暮年，高呼：“司马十二，君子者也！”司马光亦言：“介甫无他，但执拗耳。”所谓君子之交，莫过于此，而我们看一个人，也应从人之本性出发。工具理性与良心之间，从来就不能划等号。

　　熙宁六年，沈括为两浙路察访使，往杭州时，神宗当面对他说：“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沈括唯唯诺诺，心里却有几分不爽，也就是嫉妒了。到了杭州，沈括表现得十分热情，与苏轼交往叙旧不在话下。临走，他要了苏轼近期的一些诗作，苏轼大大方方给他了，然而沈括将其藏在袖筒里，别有他图。

　　回到汴京，沈括将苏轼近诗附在察访报告里，逐首加以笺注，呈给皇上，告苏轼“词皆讪怼”。神宗并没理他。苏轼一笑置之，自嘲“不忧进了也”，就是不愁没人拿他的作品给皇上看了。哪怕是被朋友中伤，苏轼依旧大度。这事虽不了了之，朝中百官却都已知晓，也有一部分人由此受了“启发”，后来的舒亶、李定等人发动乌台诗案，与沈括当时所为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