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们围攻苏轼，是有精心谋划的。当时司马光还朝的呼声极高，这一帮借新法上位的小人生出了危机感。拿司马光开刀显然是自不量力，不如拿同为反对新法，但官小的苏轼下手，做杀鸡儆猴之用。神宗“善听人言”，但这会儿却起了反作用，成天被一群苍蝇嗡嗡闹着，终于昏了头。倒霉的苏轼，隔着汴京城千里之外，也难逃这场灾难。

　　元丰二年五月，苏轼作《湖州谢表》，中有“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几句，确有些发牢骚的味道。但结合新法伤民的事实，这实在算不了什么。司马光不也骂吗？韩琦、张方平、范纯仁不也骂吗？哪止他苏轼一个呢？

　　六月，监察御史何正臣率先发难，以《湖州谢表》为例，指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舒亶接力，又把苏轼之前作的一些诗翻出来，譬如“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这类文字，一概成了所谓罪证，指责苏轼冒犯皇威，“可谓大不恭矣”。御史中丞李定压轴，七月上书皇帝，言苏轼“可废之罪有四”，“先王之法当诛”。这一系列步骤，可谓紧锣密鼓，环环相扣，只能说这些小人的确很“能干”。神宗晕了，大约也很生气，要拿苏轼来问个究竟，批令“乘驿马追捕”，之后就有了王诜千里送音讯，皇甫僎恐吓苏东坡的一幕。

　　驸马都尉王诜是苏东坡的终身挚友，而皇甫僎只是小人中的小人物，我们也不再提他了。原本仅为寻常的追捕令，这帮人故弄玄虚，一方面是要震慑苏轼，另一方面也要把事情闹大。宋神宗之意，不过是“抓来问个究竟”，而小人们则是要想方设法置苏轼于死地。御史台狱，也就是乌台，那是个多么恐怖的地方，我们也不再细说了。李定、张璪手段残忍，逼得苏轼近乎绝望。写下两首绝命诗，又是催人泪下的大悲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