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同一时间，声势同样浩大的“救苏运动”也就此展开。

　　走在最前面的当然是苏辙了。兄弟情深，无需多言。“臣不胜手足之情，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但得免下狱死，为幸。”这片呈给皇帝的文章，是非常感动人的，也是《栾城集》中的上乘之作。为了哥哥，一顶官帽实在算不了什么。

　　随后是原吏部侍郎范镇，他这会儿已经72岁了，拖着一副老迈的身子，不顾家人阻拦，火速上书皇帝，论救苏轼。可惜书稿未能流传，我们不能一睹其风采。还有苏轼的恩师张方平，也是古稀之年的老人。此刻他心急如焚，撰写一篇长书，言辞激烈，命儿子张恕亲自赴京城投书。奈何张恕心里犯怵，在闻登鼓院外面转来转去，终究还是没敢投。不过后人分析，张恕的担忧不是没理由的。张方平救苏轼心切，言辞太烈，若点了神宗心火，对苏轼反而不利。无论如何，这家人营救苏轼的真心，还是很一致的。

　　当时范镇与张方平都已经退休了，但朝中还是有几位敢于仗义执言的。当朝左相吴充，巧施妙法，对神宗说：“陛下以尧舜为法，而不能容一苏轼，何也？”神宗听后吃了一惊，只得回言：“朕也没有别的意思，不过是抓来考核是非，若没事就把他放了。”吴充的做法，十分得当。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加入了这场救苏运动。李定警告他：“苏轼反对你家大哥，你可别帮他说话。”王安礼瞪了李定一眼，拂袖而去，非常直接的对神宗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罪人……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

　　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两位太后，太皇太后曹氏与太后高氏。当年仁宗喜言：“朕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二人！”便指苏轼与苏辙。此时苏轼获罪，曹氏得知后，很敏锐的对神宗讲：“以作诗入狱，难免是受了小人中伤。我已经病成这样了，皇上您不可再有冤案啊。”老太后说着，双泪长流。神宗是孝子，听了这番话也泪如雨下。太后高氏，则不消说了，她是苏轼为官后半段的守护神。

　　十月，宋神宗欲大赦天下，为太皇太后求寿。杭州、密州、徐州等地的百姓们也焚香跪拜，为苏轼祈福。太后高氏说：“不必大赦天下，但放了苏轼就够了。”

　　乌台诗案，临近尾声。王珪、李定、舒亶等人功败垂成，死皮赖脸地妄图发动最后一波攻势。有个人需要提一下，就是章惇。章惇不算小人，但是个能量十足的恶人。他基本上是那种妄自为尊，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见谁不顺眼就打谁。这会儿他看不惯王珪、李定等人，顺手拉了苏轼一把。右相王珪以苏轼“根到九泉无曲处，此心唯有蛰龙知”为证，说皇上乃飞龙在天，而苏轼求知于地下的蛰龙，是不臣之心。神宗觉得莫名其妙：“诗人之语，安可如此解读？他自咏他的蛰龙，干朕何事？”章惇接口道：“龙者，并非就指君王。你这样解读，怕是天下诗人都有罪。”神宗说：“对啊，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是人君？”王珪语塞了。退朝后，章惇拦住王珪大骂：“你这是要杀苏轼全家么！”王珪低声道：“这是舒亶教我的。”然后一溜烟跑了。章惇仍不解气，追着骂：“舒亶的口水你也要吃吗！”

　　最后时刻，居金陵的王安石站了出来。这位熙宁变法的领军人物，苏轼当年在京城的“最大敌手”，以一句“安有盛世而杀贤才者乎？”给整个乌台诗案划上了句号。苏轼获释，被贬黄州。朝中小人估计怎么也想不通，然而君子之交，光靠脑子是理解不了的，还得用心。

　　整个乌台诗案，历时4个多月，牵动了多少人的命运，也基本改变了苏轼的后半生。苏轼为官的理想依然不变，但他对仕途之路的看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二十九日，苏轼出狱，乌台诗案告终。苏轼责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其余如苏辙、王诜、张方平、司马光、范镇等，均被降职或罚款。宋神宗虽无杀苏轼之意，但对于苏轼“发牢骚”还是很生气的。团练副使相当于民兵团副团长，是个从八品的小官，又不得签署公事，更成空头职衔，并且本州安置，不许到处乱跑，就等于把苏轼软禁起来。

　　从地方太守一下跌到民兵副团长，按理说应该是摔得很疼的，但苏轼根本不在乎，卸了这身枷锁，倒显得更自在了。乌台虎口余生，苏轼看起来心情特好，一口气作了两首诗，其一云：

　　百日归期恰如春，余年乐事最关身。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啅人。

　　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此灾何必深追究，窃禄从来岂有因？

　　这话说得很明白。“窃禄从来岂有因？”为了俸禄，总是难以避免地伴随着荒诞感。古来优秀文人求仕，承载着远大的理想去为民谋福，但这理想常常止于皇权，由此也生出了不少悲剧。陶渊明背向官场，“复得返自然”，苏轼“百日归期恰如春”，两者处境相似。凡生命力强大者，总能找到出路。在黄州，官员东坡渐隐，生活东坡、艺术东坡却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扑面而来。“试拈诗笔已如神”，此间已没有什么能拦住这潮涌般的诗意了。黄州五年了不起，苏东坡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古代文人之于一方水土所能达到的深度与广度的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