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十年（1077）正月，苏轼风雪抵济南。此行他将赴河中府（今江西省永济市）上任，北宋官员调配只要不是被贬，在路上玩几个月也没人会管。苏轼与好友、济南太守李常共聚了几十天，虽没见着弟弟苏辙，但心情大抵不错。

　　两个月后，朝廷诰下，苏轼改知徐州。途经陈桥驿，终于见着苏辙，还有恩师张方平。这陈桥驿是赵匡胤发动兵变的地方，由此建立了宋朝。此时王安石已二度罢相，彻底回老家玩去了，那熙宁变法，基本要以失败告终，然而朝中小人也愈发多了起来。宋神宗敛了七八年财，跃跃欲试要打仗，“一雪前耻”。张方平与苏轼闻着气味不对，连日商议，最后决定由张方平出面，苏轼撰文，作《谏用兵书》。“臣闻好兵犹好色也。伤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贼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这是篇言辞极其猛烈、恳切的文章，神宗读罢也十分感动，但难以动摇他起兵的决心。后来宋军大败于西夏，损兵40多万，神宗病倒在床，念及此文，悔之晚矣。

　　4月21日，苏轼抵徐州。自古以来，徐州即是用武之地，这儿民风强悍异常，也生出许多贼盗。苏轼操练民兵，组了几支自卫队，没事儿在城里晃几圈，贼盗有所忌惮，犯罪之事少了许多。对付完贼盗，苏轼转身又跑去监狱里查看囚犯。他几乎每到一处都要干这事儿，毕竟受新法之乱，各处牢狱里总会有许多冤情。此时他关注囚犯的医疗问题，狱中常有犯人因不得医治而死的。苏轼试图设专项资金，改善监狱里的医疗条件，但这次朝廷没怎么理他，各处都忙着充实国库，以备将来起兵所需，也就没那么多“闲钱”。

　　入秋之后，徐州遭遇了一场特大洪水。上游的澶州黄河决口，洪水咆哮而下，徐州城南的清河一夜暴涨。其时又逢暴雨，“水穿城下作雷鸣，泥满城头飞雨滑。”洪水聚在徐州城外，足有两丈多深，飞溅的浪子或要把城墙冲垮。若城墙一倒，徐州城几万百姓难免灭顶之灾。城里的富人开始想方设法往外逃，贫民百姓看了更是惊恐，以为末日将临。苏轼当机立断，下令劝阻逃离的富人，同时向百姓们保证：“我在城在，决不让徐州毁于洪水！”百姓们听了稍稍宽了心，紧张的气氛也有几分好转。

　　自洪水来后，苏轼整日待在城楼上，指挥众人修筑防水堤。白天四处巡视，夜里累了就地歇一歇，他是抗洪的主心骨，是徐州百姓的精神领袖。城里有武卫营，是禁兵，苏轼虽为太守，但对其并无指挥权。他深夜顶着暴雨亲入营地，对那禁兵首领说：“水势凶猛，你们虽是禁兵，也该为我们出一份力啊！”堂堂太守，一身泥泞狼狈不堪，首领动容了，慨然说到：“太守尚且如此，我们自当效命！”一时间，徐州城内，官吏、士卒，还有上万百姓合力而为，筑起一道三千多米长的大堤。苏轼再令将徐州几百艘船只装上沙袋，全数系于城下，减轻洪水的冲力。几番下来，洪水虽一路涨到将近三丈，好在各种工事都已完毕，徐州城并无损伤。

　　八月十五，苏轼仍于城楼上设宴，笙箫四起，霎时间传遍徐州城。城外一片汪洋，城内太守与百姓共度中秋，何其壮观的场面，唯苏轼方有这般气魄。这样做当然不是没理由的，人的行为依托于精神支撑，若精神散了，那什么事也干不成。所谓人心齐，泰山移，道理其实很简单。

　　9月，洪水终于褪去，徐州城内一片欢欣鼓舞。苏轼作《河复》诗，叙云：“彭门城下水二丈八尺，七十余日不退，吏民疲于守御……乃作《河复》诗，歌之道路，以致民愿而迎神休，盖守土者之志也。”神宗闻之大喜，降敕奖谕：“……汝亲率官吏，驱督兵夫，救护城壁，一城生齿并仓库庐舍，得免漂没之害……朕甚嘉之。”之后，苏轼再上书朝廷，求拨款以加筑防洪设施。神宗允了，拨下许多钱物，徐州此后许多年不受洪灾侵害。

　　徐州城内有一座旧厅堂，相传是项羽所造，称“霸王厅”。徐州百姓没人敢进去，说是谁敢冒犯使用，必有祸害，因此早已废置了。苏轼素来对什么头领霸王就很反感，何况这杀人如麻的西楚霸王，更是厌恶不止。当年他爷爷苏序在眉山怒拆那欺人骗人的茅将军庙，这会儿苏轼带了一拨人，二话不说就卸了这个“霸王厅”。所得木材运往城东门上建了大楼，称“黄楼”，取五行之中，土能克水之意。楼成后，徐州百姓又是三日狂欢。苏辙寄来《黄楼赋》，苏轼令人刻于碑上。后来在徽宗朝，奸相蔡京搞“元祐党人碑”，禁苏黄文集和手迹，全天下的苏轼碑文尽被毁坏。当时的徐州太守为保全石碑将其沉下水底。到了宣和末年（约1120），有个叫苗仲先的家伙做太守。他将石碑捞起，弄了许多《黄楼赋》的拓片，再一锤子砸了这石碑，把那拓片高价卖出，发了一笔横财。

　　到徐州半年多，抗洪水、筑黄楼，设宴庆祝，苏轼忙得不亦乐乎。百姓们由衷地爱戴他，马梦得笑言：“如今您随便进了哪一家，必然是好酒好肉给您端上来。”苏轼觉着有趣，脱了官服，一身素装与马梦得悄悄溜进夜市，找间小店乐乐呵呵地大啖当地小吃。瞧着热热闹闹的街市，人们的日子又红火起来，苏轼心里高兴呢。不知哪位路人识破了苏轼的“伪装”，大呼：“苏太守在此！”一时间苏轼与马梦得被围了里三层外三层。众人有敬酒的，有送这样那样好吃的，苏轼酒量小，几杯下来就不行了。当然马梦得来者不拒，一杯杯饮下众人送来的蜜酒，大呼痛快。

　　1078年春，洪水退去不久，徐州又逢大旱，连着好些日子不见一滴雨水。春耕时节，怎不叫人心慌？苏轼又去祈雨，而雨果真又来了。凤翔、密州、徐州，苏轼各处祈雨各处灵验，简直叫人纳闷，或许这样一颗虔心，真能通天也说不定。夏初，麦浪喜人，苏轼往徐州城外二十里的石潭谢雨，沿途尽是一派丰收之景。高兴呀，“惭愧今年二麦丰，千岐麦浪舞晴空，化工余力染妖红。”苏轼作《浣溪沙》，共五首，皆为山野田间，那生机盎然的人与景。“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排踏破篟罗裙。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道逢醉叟卧黄昏。”那村里的姑娘们，浓妆淡抹，争着来瞧上苏轼一眼。苏轼在何处？“道逢醉叟卧黄昏。”原来是醉了，与这遍野金黄融成一片了。这般场景，如何不叫人心动？于这广袤的原野，那田间农人喜滋滋地，远远喊一声“苏太守！”这质朴的言语饱含多少真切的情感。“风来蒿艾气如熏，使君原是此中人。”堂堂太守，亦能于百姓们打成一片，当官做到这个份上，才是最美妙的事。

　　元丰二年三月，苏轼接诰书，往湖州做知州，又得走了。临行时，徐州百姓几乎倾巢出动，送出去十余里，哭声一片，自不必谈。一位老农说：“前年无使君，鱼鳖化儿童。”苏轼轻描淡写：“水来非吾过，水去非吾功。”不过是份内之事，如此而已。“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携手佳人，和泪折残红。为问东风余几许？春纵在，与谁同！”这首《江城子》，是苏轼离开徐州时所作。与这一方水土刚结下深情，奈何“天涯流落”，只将这离愁流于笔端。苏轼一生，这样的场景实在太多了，然而也正因如此，普天之下，千千万万的百姓都将他印于心间。

　　杭州、密州、徐州，作为一名官员来讲，几乎做到极致了。然而人在官场，总是身不由己，更何况苏轼这样的心直性善之人。那汴京城里，永远有几双恶狠狠的眼睛在盯着他。苏轼往湖州赴任，仅几个月的时间，就发生了乌台诗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