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5年元月，苏轼自凤翔返京，得了新官职，差判闻登鼓院。这闻登鼓院即是北宋谏官组织里的一个单位。其时英宗在位，这个皇帝对苏轼之才早有所闻，欲将他召入翰林院，知制诰。这可是个大官职，然而被宰相韩琦拦了下来。韩琦认为，以苏轼之才，早晚要得大用，但事情还是一步一步的来，免得让旁人生出许多非议。英宗又试探几回，然而韩琦执意坚持，终于作罢。

　　当时的苏轼，虽在汴京呆的时间不算长，但早已名扬京城了。从皇帝、皇后，到宰相、大臣，大家对他的才华有目共睹，基本上都看好他。苏轼也的确是“官小面子大”，韩琦拦了他升官，恩师欧阳修还特地跑来解释，免得他误会。苏轼回言，韩公这般对我，乃是古人所谓“君子爱人以德者”，看来并未放在心上。当然后来也有史学家批评韩琦，认为他太官僚化了，像苏轼这种百年难遇的奇才，本就应该破格录用的。

　　其实笔者认为，苏轼有治国之才，但无官场之术，他是天生不会勾心斗角的人。若早早留在汴京做大官，面对之后的新政风暴，可能会遇上更大的麻烦，不如离开汴京，当个地方官，倒能干许多事。事实上苏轼在地方上做出了许多丰功伟绩，然而每次回到汴京几乎都要倒霉。小人们狠斗苏轼不亦乐乎，但苏轼“斗不来”，只吃了许多闷头亏。

　　之后就是熙宁变法，宋神宗和王安石强势出击，整个朝廷乱作一团。苏轼是典型的“官小声音大”，三次上书皇帝，把部分扰民新法骂了个狗血淋头。神宗脾气好，他从小爱学习，对天下的大学士们都很尊敬。他一面联合王安石推行新法，一面耷拉着脑袋挨骂，譬如韩琦、司马光、范纯仁等，对新法毫不客气。神宗不生气，但王安石就难说了。苏轼言辞犀利，书法又十分漂亮，朝中诸臣争相传看他反对新法的文章。荆公不耐烦了，要赶苏轼出京。神宗批示“与知州差遣”，但荆公不干，拟令“通判颍州”，回到神宗那儿又改了一个字“通判杭州”。

　　正所谓“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极其富饶的杭州在北宋俨然是东南第一大都会，享有“地上天堂”的美名。神宗把苏轼调到这儿来，看来还是很关心他的。所谓“通判”是由朝廷直接派遣京官担任的职务，居六品，号称“监州”。地方上一切公事需要经通判连署才能生效，以此避免太守一人独大。本意是好的，但也有弊端。有的地方太守与通判不和，导致干不出什么事来，还有些地方太守与通判相互勾结，刮百姓油水也就更得心应手了。当然苏轼运气好，杭州太守沈立，是个实实在在的好官，他与苏轼相处甚好，配合也十分默契。

　　熙宁4年（1071）十一月，苏轼抵杭州。初来乍到仍旧没什么事，便先往西湖孤山寻访几位高僧。少时恩师欧阳修曾对他讲：到杭州大可寻僧访道，杭州高僧多着呐。苏轼听得明白。苏轼为官，政绩向来丰厚，但他不是那种长时间呆在官府里的人。生活永远是第一主题，他游山、玩水，寻访各处僧人墨客，过得比较滋润。

　　除夕之夜，苏轼照例往狱中提点犯人，这也是他来杭州的第一件公事。熙宁新法已全面铺开，青苗法、市易法，“法非不善”，但底层官员竞相逐利，百姓只能遭殃。那狱中犯人，多是还不起青苗贷款的农民，还有破产的商人。苏轼挨着提点，心里不大舒服，当即挥笔：“执笔对之泣，哀系此中囚……不论贤与愚，均是为食谋。谁能暂纵遣？闵默愧前修。”百姓为了生活而触犯法律，自己也为生活干这事儿，有多大区别呢？。苏轼忍不下去了，要放人。然而另一个姓鲁的通判执意不肯，这厮不为别的，乃是要给苏轼一个下马威。苏轼不与他争，把沈立找来。沈立同意让囚犯回家过年，待元宵之后再返狱，并拟了公文。那姓鲁的逞强，拒签公文，并扬言要上书朝廷。沈立黑着脸，非常生气。苏轼回言：“好啊，今日你不签，明日我不签，咱就这么拧着。”其实姓鲁的不过是拉虚架子，真要上书朝廷他哪是苏轼的对手，只得低下声来：“好吧，这大过年的，就依了太守……”

　　除夕之夜，苏轼忙到三更，赶回去与家人们小聚之后，又马不停蹄地往返于各处牢狱，共清点出三百七十多名轻犯，安排他们立字据，回家过年。那些重罪囚犯，则供给酒食，让他们初一到初五都有肉吃，并严禁狱吏鞭打。眼里见不得百姓疾苦，是苏轼为官的一大“原动力”。

　　1072年初，恩师欧阳修于颍州逝世，享年65岁。苏轼在孤山设位祭奠，失声恸哭。祭文言：“斯文有传，学者有师，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为……”除追忆恩师外，也担心恩师逝后，朝中小人愈发猖獗。熙宁新法是许多小人借机上位的舞台，这也是王安石的悲剧之处。苏轼与沈立在杭州变着法子抵制新法，然而收效甚微。

　　同年，太守沈立返京，新来的太守陈襄，字述古。这陈述古和苏轼一样，也因极力反对新法而被王安石调离汴京。宋神宗倒挺有意思，不知他安排陈述古来杭州是否是有意而为的。苏轼与陈述古气味相投，俩人常在太守府里关起门来批判新法。借着几分酒气，苏轼讲话声越来越高，陈述古也难免担心了，劝道：“子瞻啊，外面说话还要谨慎为好。”苏轼言：“尽力而为吧。”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此为《山村五绝》之一，记录当时百姓的一些生活状况。青苗法、市易法等，让贪官污吏有了可趁之机，也打乱了底层百姓正常的生活秩序。山里的年轻人拿了青苗贷款，并不以其助农耕，反一溜烟跑到城里酒肉嫖宿。年底还不起贷款，只有逃，不然就被抓。杭州美，山美水美人也美，美好的王朝云也是在此入了苏轼家门。然而新法骤施，再美的地方也难免生出些乱象。喜悦？悲戚？苏轼心中复杂着呢。

　　1073年秋，两浙逢大旱。杭州并未受灾，因苏轼联手陈述古在之前疏浚了钱塘六井，杭州百姓无不称道。苏轼作《钱塘六井记》，详细记录整个工程始末，他在治理农田水利方面，有着极为卓越的能力。然而周边的常州、润州等地，俱受旱情，苏轼奉命去发放官粮。一去数月，水陆兼程，事无巨细，一一过问。又到了除夕之夜，合家团聚已是不可能了。苏轼独居在常州城外的孤舟里，望着城内爆竹声声，灯火闪闪，大概自己的处境苦一点，但心里是比较好受的。苏轼不扰民，并不打扰常州城里的官吏们。以他通判的身份，进去享受美酒佳肴何其容易，但他丝毫没这念头。“哀民生之多艰”，这近乎是一种本能。

　　苏轼在杭州三年，先后与沈立、陈述古合作愉快。他们联手为民谋福，也一同抵制新法，让这“地上天堂”，稍得安宁。“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苏轼对朋友如是说，似乎认为自己前生即是杭州人。苏轼与杭州，缘分不浅。18年后，他再赴杭州任太守，并修筑了举世闻名的苏公堤。今天，在杭州西湖之上，便是撑船的渔夫，也能道出许多苏轼在杭州的轶事，杭州人民更是尊苏轼为“老市长”，传诵之声响彻千年。

　　由于在杭州的作为有目共睹，苏轼升密州太守，于1074年冬季赴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