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生活在号称"百年无事"的北宋中叶,从少年时期起就积极关心当时的社会风俗和北宋王朝的政治措施。希望能够继承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曾经倡导实行过的"庆历新政",在政治上、经济上有所改革。宋仁宗（赵祯)末年,他在参加朝廷的制科考试时,向朝廷上交了二十五篇策论,系统地提出了厉法禁、抑侥幸、决雍蔽、教战守等主张,要求朝廷"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策略》),表现出一个要求改革的政治家风范。

　　北宋王朝,承平了几十年,其繁华豪奢的景象就像柳永在《望海潮》一词中所描绘的那样:"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唐目古紧华。烟柳画桥,风帘翠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箱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竟豪奢。重湖叠山献消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连娃。干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风池夸。"然而,苏轼以他犀利的眼光,透过五光十色的"烟霞"、看到了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弊端,并且豪无畏惧地向朝廷发 出了当今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的棒喝,指出"今世有三患","财之不可丰,兵之不可强,吏之不可择"(《思治论》)。

　　诚如苏轼所说,北宋王朝自宋真宗(赵恒)景德年间 (1004)向辽国供"岁币"起,其"积贫积弱"的颓势就开始暴露出来了。到嘉祐年间(1056—1063),也就是苏轼考中进士并 走上什途之际,这种颓势更趋恶化。贫弱产生及恶性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北宋朝廷的腐朽政策。而"冗兵""冗吏""冗官",则是贫弱出现的主要原因。北宋朝廷在沿用唐代雇佣兵制度的同时,实行养兵政策。"太祖为言:'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晁说之《元符三年应诏封事》)。所谓养兵,是指在灾荒发生的地区大量招募甚至强制饥民人伍。宋太宗认为,"凶年饥岁,有叛民 而无叛兵",要用养兵来预防和控制变乱。但事实并未尽如宋太宗之意,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在苏轼的故乡就爆发了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大起义,这就是对宋太宗养兵政策的否定。

　　在养兵政策的实行中,产生了宋王朝的一大弊端——冗兵。

　　宋太祖南征北战打天下,其军队不过二十几万,到"真宗时,内外兵九十一万二千"(《宋史·食货志》)。在没有战争的宝 元以后,兵员达到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之众,直到宋英宗治平末 年,都还保持在百万以上。军费开支是相当惊人的,它成了财政上的最大负担。

　　与冗兵同时产生的是冗官和冗吏。唐太宗定制,天下官吏不过八百余员,宋初承唐制,仅略有增损,到真宗时,"宗室、吏员受禄者九千七百八十五"(《宋史·食货志》),而到了宝元以后,便增加到"万五千四百四十三",这种剧增一直在延续。官史俸禄,仅以月俸钱计,最低的小县主簿有七千,最高的竟达四百干。一年下来,政府在俸钱方面的支出,就有数千万之巨。

　　此外、宋王朝对外实行屈辱政策,向辽和西夏年供"岁币"包括银三十七万两,绢三十五万五千匹,茶三万斤。仅绢一项折合就达四千万钱的巨额。宋朝廷在频繁的节庆、祭祀活动中又大肆挥霍,如宋真宗一次郊祀就花掉七百余万钱,不久东封泰止又耗费八百余万。这些活动加重了朝廷的额外负担。

　　巨大的支出要有相应的收入来补充才行,不然就会年年走字、然而北宋朝廷对豪强大族兼并土地的纵容和庇护,加上不会理的役税制度,不但收支不能相抵,反而入不敷出,加快了贫弱的发展速度。

　　北宋时期的土地兼并情况是相当严重的。本来,在皇帝亲自观稼而郊、躬耕籍田的鼓励下,农田垦种数量是在逐渐变大的。但是,农田增垦的速度赶不上豪强大族兼并的速度。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天禧五年(1021),全国在籍的垦田有五百二十四万七千五百八十四顷三十二亩,而到三十年后的皇祐年间,仅有二百二十八万顷,减少了一半多。除去"废田见于籍者犹四十八万顷"",其余的二百多万顷垦田显然被豪强大族们吞食了。这仅仅是兼并户侵吞国家赋税田的一笔小数,他们还不纳赋税。

　　朝廷的有识之士也看到了这一点,曾有人上书仁宗皇帝,言"赋役未均,田制不立",于是仁宗下诏"因诏限田",制定了几条官僚大豪能拥有的不纳赋税的田亩数量的规定。可是"任事者终以限田不便,未几即废"。北宋朝廷除直接庇护、纵容豪强大族兼并土地外,其他不合理的制度也间接帮助他们侵吞政府的收益。如役法,即居民必须到各级政府服役,担负运送官物、看管府库根仓或催督捐税等无偿差事。按宋代规定,民户依家产多募分九等,下五等户免役,上四等户分别派给轻重之役。然而,第一、二等户往往是享受免役免税的所谓官户或形势户,紧重的差役就落在三、四等户(即中小地主和比较富裕的农户）身上。差事紧重尚且罢了,倾家荡产才是威胁。因为如果官物损耗和税逃亡,就要由担负该项差役的户主赔偿。

　　于是,破产的户主就贱价变卖田产与豪强;还没有破产的户主,纷纷投靠豪强,以求逃 避差役,"诡名寄产"或"诡名挟佃",即伪立契券出卖田产于享有免役免税特权的人家。得利最大的自然是特权大户,他们可以分享租课之类好处。这样,本应由政府征收的赋税就转移到别处去了。

　　如果说役法的实施主要侵害了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户的利益,而捐税制度则给有田产的半自耕农户和广大贫苦农民带来了灾难。宋初承袭唐制,采用两税法,在夏秋各收一次田税,然而"二税视唐增至七倍",已经相当重了。宋还同时采用"杂变之赋",即宋前各割据势力摊派的苛捐杂税的并合称呼。两种赋税 一加,民众也就"不能堪"了。到了战争时期,税收还要成倍增加。"宝元元年未用兵","陕西人(钱）一千九百七十八万","用兵后,陕西入三千三百九十万"。这样,大批的农户破产了,一部分人弃地逃亡,一部分人变卖土地于大户之家。垦田荒废消 失,削弱了朝廷税收,人口的逃亡也减少了北宋朝廷的"丁口之税"。

　　北宋朝廷这一系列的错误政策,竟使在"擅渊之盟"后的所谓承平岁月中,出现了"上下始困于财"的严重财政危机。这引起了统治阶级中有识之士的密切关注。为改变这种局面,他们纷纷向朝廷条陈"富国强兵"之策。真宗初年,王禹俑提出"减冗官""并冗吏"的主张。仁宗宝元二年(1039),宋祁认为"天下有官无限员","天下厢军不任战而耗衣食","僧众多而无足数","三冗不去,不可为国"。(《宋史· 宋祁传》)庆历二年(1042),范仲淹在韩琦、欧阳修等人的支持下,推行志在图强的"庆历新政",其内容有"均公田""厚农桑"""减徭役"等进步措施。在这些人的大声疾呼下,王朝内部逐渐形成了一股不可逆转的改革潮流。

　　苏轼还在孩提时期,就已经从自己的先生那里了解了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人的改革思想，病立志以他们为榜样，“奋厉有当世志”。当他涉足仕途之后，目睹宋王朝积贫积弱的毛病，他分析了这些毛病和造成这种毛病的各种原因，首先发出了“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的呐喊。

（本文节选自《苏轼为官之道》，苏灿、张忠全 著）